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吾国教育病理“三重门”
 

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讲——
   郑也夫认为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是竞争过于惨烈。这形成了一个态势,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囚徒困境。他说,德国人在孩子十岁时就开始分流,早分流应该是正确的选择——不要让这么多人陪绑“科举”,有些人可以走别的道路。反观中国现实,郑也夫认为目前有3大障碍阻挡了分流改革。
   第一大障碍是户籍问题。德国学生进职业学院出于自愿,我们国家是被中考淘汰的学生才读中等职业学校。现在社会阶层结构越来越走向金字塔形,而非中间阶层大的枣核型社会。而在金字塔社会中,因中间层的狭小,几乎不成为一条道路。而中国基层的农村少年早看明白了,他要是变成技工,还是一个最底层的人,手艺好又有什么用?他连城市户口也没有,城市有多少福利与他不相干。所以农村孩子早就看清楚了,他要摆脱社会底层地位,只有做比较靠上的城市白领,没有中间层可以选择。为从底层跨越到上层,他只能参加高考,进入职业学校根本没有用,除非不得已才进入。为什么我们分不了流?户籍障碍牢牢地阻挡了我们的分流改革。
   第二个障碍就是独子国策。虽然计划生育从毛泽东时代已经开始,结出果实是在80年代以后。比如我1950年出生,我同学家里经常有四五个孩子。那个时候,有的孩子没有潜力也没有读书兴趣,有的孩子有潜力也有兴趣,家里因为钱包约束,就让有些孩子读书有些不读。分流便在家庭层面完成了。现在家庭只有一个孩子,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争取读大学,完全不考虑兴趣和潜力,甚至孩子自己不愿意也要施加压力读。
   第三个障碍是官员的高学历化。官场入门和官员晋升强调学历,实际上是对传统的一种误读。科举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解决合法性的问题,即哪些人有资格获得上层社会地位。但是考试能力与从政能力在相关性上是存疑的。
   干部学历化对社会具有很大示范效益。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恢复高考,导致很多用人单位迷信学历,展开学历军备竞赛。其实很多从事实际工作的岗位不需要高学历。只有政府率先完成认识,在干部升迁上不迷信高学历,企业用人也不迷信,社会上的学历军备竞赛才能逐渐降温。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意识形态就是发展教育。其实,像任何事情一样,发展必须适度,所谓过犹不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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