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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共和谈时期的黄炎培先生
 

龙江职教社  李柯生


    黄炎培先生(1878年10月1日—1965年12月21日)是中华职教社创始人之一,号楚南,字任之,笔名抱一,江苏省川沙县(今上海市浦东新区)人。中国教育家、实业家、政治家,中国民主同盟主要发起人之一。他以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,为改革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传统教育,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,作出过重要贡献。
    自1917年5月6日在上海成立之日起,爱国主义就贯穿职教社近百年发展的历史过程。从建立之初的以“谋个性之发展,为个人谋生之准备,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,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”为目的,追求“使无业者有业,使有业者乐业”的理想,倡导“双手万能,手脑并用”、“敬业乐群”的教育理念等,无不体现爱国主义的信念。不论是在国家危亡时期的抗战时期,国共和谈时期,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,乃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,中华职教社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,成为社会前进的进步力量。尤其在国共和谈时期,中华职教社秉承爱国理念,积极推动国共两党和谈,共谋爱国一统大业,维护国家和平稳定方面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。无论从中华职教社的发展历史,还是黄炎培先生矢志不渝爱国主义奋斗历程,都是思想脉络清晰,行动节点明确。回顾历史沧桑往事,使我们更加深切的缅怀黄炎培先生,有感于他致力于国内和平的努力。
    一、黄炎培先生在国共和谈时期发挥的积极作用
    1945年春,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。日寇彻底灭亡的日子指日可待。在这种形势之下,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程被国共两党提到日程上来。
   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,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,毛泽东向大会作了《论联合政府》的政治报告。提出“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,成立由国民党、共产党、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。这就敞开了与国民党谈判的大门,在国内外得到普遍认同和支持。
    由于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御用“国大”,使国共谈判难以恢复,许多民主人士忧心忡忡。黄炎培和中华职教社的同仁们一致认为,宪政必须在全国和谐一致的氛围中才能实现。他们希望在国共双方之间进行斡旋,使双方的争端通过谈判得以解决,进而圆满实现民主宪政。5月21日,王若飞来到黄炎培家,他与黄炎培进行了长谈。他传达了中共“七大”精神,明确了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立场,还把毛泽东《论联合政府》的报告送给黄炎培。黄炎培读后,深感共产党渴望和平解决国共争端愿望是真诚的,也是符合全国人民愿望的。之后,黄炎培召集职教社部分成员开会商量,极力促进国共和谈。5月30日,黄炎培接到蒋介石邀宴的通知,当即,他去见王若飞,请他把希望国共和谈的意见转告中共中央。并表示见到蒋介石时,一定说服他从速恢复和谈。6月2日,黄炎培等七名参政员联名打电报给延安的毛泽东、周恩来,表示希望恢复和谈,为了国家建设做长远打算。
    延安接到电报以后,于6月18日回电,邀请黄炎培等七名参政员到延安访问。电报说:“……倘因人民渴望团结,请公热心呼吁,促使当局醒悟,放弃一党专政,召开党派会议,商组联合政府,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,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。请公专临延安赐教,不胜欢迎之至,何日启程,乞先电示。扫榻以待,不尽欲言。”表达了对黄炎培等的期待之情。接到回电后,黄炎培请七名参政员提出此行的主张。经过数次商议,于6月26日达成三点意见:第一,由政府迅速召集各党派政治会议;第二,国民大会交由政治会议解决;第三,会议以前,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。这三条意见很显然是同共产党的主张是接近的。达成共识后,七名参政员在黄炎培的带领下,集体面见蒋介石,言明此行延安的意见。当天晚间,黄炎培邀集职教社主要成员,向他们报告了准备去延安的事情,得到大家的一致支持,形成了共识,统一了职教社的思想。
    二、黄炎培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
    1945年7月1日,黄炎培与其他五名参政员(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)为恢复陷于停顿之中的国共和谈,终于飞赴延安。
    黄炎培等一行六位乘专机于下午抵达延安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等三十余人到机场迎接。黄炎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,毛泽东紧握着他的手说:“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!”黄炎培吃惊地说:“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!”经过毛泽东的解释,事实原来是:1920年5月黄炎培邀请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博士来华,在上海讲学,黄炎培主持讲演,同时,主张教育实务,抨击了传统教育的问题。而台下的听众里就有毛泽东。所以,每次提到延安之行,他都会津津乐道讲这个细节,想不到在大众里竟有一位盖世英雄豪杰!
按照日程,他们先到王家坪十八集团军司令部同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。餐后,黄炎培等没有告诉任何人,随意到延安城里走走,看市容、进商店与店员随意交谈,了解物价和生活状况,体味风俗民情,掌握延安人民生活的第一手资料。
    7月2日,新四军军长陈毅来访。陈毅见面就对黄炎培说:“我们二十五年不见了!1919年,我去法国勤工俭学,在上海交通大学操场开欢送大会,你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到会讲演。”黄炎培即刻想到了当时情形,两人抚掌大笑。下午,黄炎培一行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。在毛泽东的会客室里,墙壁上挂着几幅画,其中有一幅是沈叔羊画的,画上还有黄炎培题写的七绝诗一首。
    黄炎培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正式会谈。首先,黄炎培说明了对国际及国内大局的看法,认为坚持国内团结是绝对必要的。当前应该统一国共两党对于形势的看法,共同寻求合理解决问题的途径。中共方面,毛泽东《论联合政府》发表之后,也表达了愿意和谈。所以,大家认为,和谈的大门没有关上。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挡住了,这块石头就是国民大会。双方在这一点取得了共识。
    晚餐后,延安方面举行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欢迎晚会。大会由李富春主持,周恩来致欢迎词,黄炎培代表六人致答谢词。他首先说明来延安的目的:一是为促成全国团结而努力;二是想亲眼看看延安。黄炎培说:“我所看到的,没有一寸土地是荒着的,也没有一个人在闲逛。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都负责的。”他的这番话引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。
    7月4日,双方进行了第三次会谈,形成了一个文件,这就是《延安会谈录》。《延安会谈录》记录了中共中央与六位参政员的两点共识:(一)停止进行国民大会。(二)从速召开政治会议。同时,他们还把中共方面的建议写了进去。这是一个重要的文件,它表明反对国民党企图召开假民主真独裁的国民大会,争取召开有民主实质的政治会议问题上,中共和访问延安的六名参政员达成了一致,这个文件还表明中共对于召开政治会议具体建议,与黄炎培等人所同意的主张相吻合一致。
    三、窑洞对,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
    延安之行对于中华职教社产生了巨大影响,也促使黄炎培先生的思想发生根本性变化。彻底扭转了他对中共的看法,也是中华职教社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。这主要源于窑洞佳话。
    黄炎培到达延安后不久,毛泽东邀请他到家中作客,两个人促膝长谈了一个下午。毛泽东首先谈到了整顿“三风”,觉悟到了过去的种种错误,就错在中了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毒害。毛泽东说:“只看书架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书是不够的,仅有书本知识的人,应当回到实际工作中去。”
黄炎培先生听到后很兴奋,因为他一向坚持“理必求真,事必求是”的作风。他说:“我只觉得你所讲的,都是教育学上的要点。二、三十年以前,提倡的新教育,不就是讲实际知识么?不就是讲尊重人类本能和个性么?不就是讲适应人生需要么?”
    毛泽东接着问黄炎培先生,来延安考察几天了,有什么感想。
    黄炎培很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长期思考而未能解决的问题,这就是他在60多年的经历中,曾耳闻目睹各个朝代和不少团体总是“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。大都是创业之始,雄心勃勃,艰苦奋斗,待到成功之后,就逐渐松懈腐化,难免导致“政怠宦成”“人亡政息”、“求荣取辱”的败局。他对此感慨地说:“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,我略略了解的了,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,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。”
    毛泽东听到黄炎培先生肺腑之言,当即乐观而肯定地回答:“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,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。这条新路,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,政府才不敢松懈。只有人人起来负责,才不会人亡政息。”
    黄炎培听到毛泽东中肯的回答,赞成地说:“这话是对的,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,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。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,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,才能使得地地得人,人人得事。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,怕是有效的。”黄炎培作为一位经验型的教育家,并无强烈的党派、阶级的意识。而是按照自己的理性,独立地观察社会进步。据此,他对中共关于社会前景的论断,作了充分肯定,对中共将来走向及其社会治理寄予厚望。
    窑洞对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,乃至于改革开放的今天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。黄炎培先生的窑洞之忧,如同响亮的警示之钟,振聋发聩,使人警醒不已、惊心动魄,永远值得我们深思和应对。习近平总书记在登门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,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中华职教社董事长陈昌智说了一番话。其中,谈到了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时,表示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。
    四、黄炎培先生《延安归来》及其“拒捡运动”对社会的积极影响
    延安之行对黄炎培先生产生了积极影响。彻底改变他对时局的看法和认识。延安之行五日的经历,成为黄炎培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。他感慨地说:“延安五日,益增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”,“他们现实所走的路线,不求好听好看,切实寻觅农民的痛苦,寻觅实际知识,从事实际工作,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。也曾经小小试验过,为了没有政权和军队,当然一切说不上,路线倒是相同的。”由此他认为中共“前途希望是无限的”。
    延安回来以后,很多地方请黄炎培先生作报告,讲访问延安的所见所闻。他奔走于各个阶层之间,宣传延安的实际状况。他说:“我不信佛,但我一生不打诳语。共产党确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,事实既然胜于雄辩,我黄炎培不作违心之论。”黄炎培以万分激情和罕见速度写成《延安归来答客问》,连同其访问延安的五天日记,以《延安归来》为书名出版。
    《延安归来》从延安观感、延安人物印象、延安政治作风、延安会谈情形等多个层面对中共大唱赞歌,让长期接受国民党舆论的国统区读者耳目一新。在黄炎培的笔下的中共领导人让人心生敬意,是那样的温文尔雅:“毛泽东先生,依我看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。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。此外,轰轰烈烈的贺龙、彭德怀、聂荣臻、林彪、刘伯承……诸位先生(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)在一般人的想象中,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。料不到,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,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。真是出于意外。”黄炎培的这本书,虽然只有74页,读者反映却很强烈,书的销量大增。国民党大为震惊,将其列为禁书,但它在国统区不胫而走,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必读书。
    一向谨慎稳健的黄炎培,以前所未有的果断和勇敢,用《延安归来》打头阵,发动一场拒绝国民党从1931年以来开始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的“拒检运动”。黄炎培大义凛然地说:“这叫做‘吃了砒霜药老虎’,一定会拼个鱼死网破的!”黄炎培首先以他主办的杂志《国讯》和《宪政月刊》带头签名,并且联系其他社会名流及其文化出版单位,最终有十六家杂志社在“联合声明”上签字。这十六家杂志社决定:(一)《联合增刊》拒不向国民党政府登记;(二)《联合增刊》的稿件不送国民党政府审查;(三)刊物由国讯书店出版发行。黄炎培登高一呼,国统区各大城市的新闻文化团体纷纷响应。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伺机找黄炎培的麻烦。正如黄炎培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说:“国民党政府对我忌恨很深。因此,在1946年1月28日出现了特务搜查住宅的事件。”是日上午,当黄炎培兴致勃勃地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参加政协会议时,军警特务对他在重庆的寓所“菁园”进行非法大搜查,并用枪胁迫女佣、男仆。在经过半个小时的折腾而一无所获后,这批大胆妄为之辈,竟又追至国府路三百号民盟代表团宿舍黄炎培的临时下榻处。这就是轰动一时的“菁园事件”。
     一场声势浩大的拒捡运动蓬勃兴起,它是当年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和国民党相持一个多月后,迫于形势,国民党中央终于在9月22日举行的第十次中常委上通过决议,宣布从10月1日起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检查。《新华日报》立即发表了《言论自由初步收获》的社论,热烈庆贺“拒捡运动”完全胜利。在“拒捡运动”中诞生和经受考验的“重庆杂志界联谊会”,于10月16日在青年大厦举行第三次大会,欢庆“拒捡运动”大获全胜。
    纵观中华职教社的历史,爱国主义是贯穿中华职教社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主线,中华职教社奋斗历程无不闪耀着爱国主义、追求进步和崇尚科学的光芒。在黄炎培先生的带领下,不论在历史任何时期,职教社的发展总是能够依据形势的变化。及时调整工作方针和政治取向,形成了爱国奉献、服务民众的传统,双手万能、手脑并用的理念,敬业乐群、兼容并蓄的品格和与时俱进、争创一流的作风。
    回顾历史,使我们感怀黄炎培先生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,感动他对中共的一片赤诚之心,感受他对中华民族振兴坚定不移的信念。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,中华职教社的同仁们,要深切缅怀黄炎培先生的光辉业绩,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“中国梦”而努力奋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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